华四泉访谈录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创刊(2)

张： 在此期间， 还有别的重要活动吗？

华： 中间我进“五七”干校一年。

张： 现在的青年学人， 一般不很了解“干校”是“干”还是“校”。 请您老启蒙一下我们。

华： “干校” 是“干”的学校， 当然要“干”， 在“干”中学， 参加体力劳动， 在劳动中改造自己。 怎么说呢， 干校劳动荒废了所学的东西， 但从锻炼的方面看也是有收获的。 从1970 年暑假到1971 年暑假， 我在“干校”劳动一年整。 地点在江苏大丰县四岔河。 那里是一片盐碱地， 我们的目标是在盐碱地上种植水稻。 为此， 必须先挖沟开渠， 建造排灌系统， 打深井， 抽取地下水， 用淡水灌排， 降低土壤盐碱度， 才能种植水稻使其存活。 挖沟开渠的劳动强度最大。 工具是铁锹， 从地面挖到深约2 米， 特别是从深沟将土甩到地面需要很大力气。 几天下来， 用力的那只手不能自如活动， 手指握紧了就伸不直， 需要掰开才行。 “干校”期间， 我还有一个月去当地贫下中农家中实施“同吃， 同住， 同劳动”的“三同”。 物质上比起“干校”差得多， 在劳动强度上没有干校强。

张： “收获”是说哪些方面？

华： 这个难说。 我觉得在思想方面， 通过高强度的体力劳动， 培养了不怕艰苦、 吃苦耐劳的精神；与贫下中农实施“三同”， 了解到广大农民的生活还是十分贫困的； 真正体会到了“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仍需努力”， 似乎肩上的担子不轻。 在物质上， 我们种下的水稻， 看着长势不错， 油绿绿的， 很喜人，不知产量如何。 离开干校的时候， 还没有到收割期。 但想想不会颗粒无收吧！

华： “五七”干校回来之后， 还有没有其他印象深刻的事情？

华： 那时我们学校开办法语班， 准备将来援助外国， 主要是面向非洲国家。 我就去找当时“革委会”主任， 得到批准后去法语班学习。

张： 这是在哪一年？

华： 大概是在1972 年左右， 学习了两年多。 期间又遇到“运动”， 开始“批林批孔”、 批判“智育第一”等等， 学习无法继续， 法语底子也没打好， 就回到教育系。 以后， 我就到华东师大外国教育研究室。 当时， 所里主办《外国教育资料》杂志， 我开始一边学习， 一边搜集法文资料， 尝试编译工作， 逐渐开始踏入业务领域， 写了一点豆腐块文章。 我很无奈， 机会不少， 却都有始无终。

张： 这时候您就开始与办刊物发生了联系？

华： 那是后来刘佛年校长要编年鉴和办杂志，①刘佛年（1914-2001）湖南醴陵人， 参与华东师范大学的创办， 1978-1984 年担任华东师范大学校长。刘校长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 虽然只是一校之长，但他的眼光不局限于一个学校， 而是放眼全国， 始终关心全国的教育事业。 他又通晓多种外语， 对于世界教育形势也很了解。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 面对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 他觉得没有一本《中国教育年鉴》、 没有几种教育理论刊物， 与泱泱大国的地位不相匹配， 所以他当时提出并决定编撰《中国教育年鉴》和一份教育理论刊物。 落实人员的时候， 我成为其中一员， 由此就开始从事这份工作。

张： 年鉴和刊物的办理是怎样操作的？

华： 我们首先进行年鉴编辑的准备工作。 我与另外一位老师一起搜阅国民政府时期的教育年鉴，以及英、 美、 日等发达国家的教育年鉴。 参考这些内容， 我们拟编了一份中国教育年鉴体例的初稿。不过要完成体例中项目资料的收集， 仅凭一校之力， 难以完成。 这样的工作， 由教育部设立专门机构实施才好。 所以， 最后把“体例”初稿交给教育部了事。 刘校长的愿望虽然在我们手中没有实现， 但是后来我国出版了《中国教育年鉴》， 实现了刘校长编撰中国教育年鉴的愿望， 我想其最终出版少不了刘校长的促成作用。

张： 这大概是什么时候？

华： 大概在1979 年到1980 年前后。 经过一段时间发现， 全国教育年鉴涉及范围广泛， 我们人手缺乏， 实在没法操作， 只好放弃。 接下来， 就专心办理刊物了。

张： 当时出现了许多教育理论刊物， 比如《教育研究》（1979 年， 北京）、 《教育发展研究》（1980年， 上海）、 《（现代）教育论丛》（1980 年， 广州）、 《教育理论与实践》（1981 年， 山西）、 《外国教育资料》（1972 年内刊， 1982 年公开发行， 上海）这些期刊。

文章来源：《传感技术学报》 网址: http://www.cgjsxb.cn/qikandaodu/2021/0708/477.html